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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一课91】2020年考研政治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第十八讲——长征
发布时间 : 2019-06-14

上回咱们说到,中国工农红军在毛泽东的带领下,来到了井冈山,开启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但是,就在中国工农红军在井冈山如火如荼的进行革命根据地建设的时候,出事情了。

来了一个人,叫做博古,博古还带了一个人,叫做李德。

博古的出现不得不引起中共中央的重视,毕竟,博古是共产国际派下来的,相当于总公司下来的人,而且是下来接管分公司的,所以,博古以来,就意味着整个中央内部组织结构将发生变化。

博古来到井冈山以后,首先发现一点,大家为什么都听毛泽东的呢?

很好理解,因为毛泽东会打仗,跟着毛泽东能活命。

这是每个人最初的想法,你不管贯彻革命主张还是共产主义,人首先得或者才行,而跟着毛泽东能让大家伙活命,这才是最重要的。

而博古一来到,感觉毛泽东的游击战的打法太丢人了,跟国民党就应该机枪对机枪、大炮对大炮、堡垒对堡垒,你这偶尔跑人家背后放冷枪,太丢人了。

于是,博古让李德这个德国人带领中国工农红军,和蒋介石的军队硬干。

毛泽东之前领导了三次反围剿,这三次全部都成功了,其实作战方案也很简单,咱们小学或者初中的时候就学过,但那个时候可能没能理会里面深刻的内涵,不是《沁园春·雪》,而是毛泽东的游击战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敌进我退”,敌人来了,大家伙散开了跑,他们爱追谁追谁去,到时候谁都追不到。

敌人追累了,就地扎营休息,这个时候“敌驻我扰”,排十几波甚至几十波小部队,每个部队3-5人不等,扛着汽油桶,在凌晨四点大家最疲惫的时候,同时在汽油桶里面放鞭炮,放完就跑,敌人首先会觉得被包围了,四面楚歌,一个个吓得连裤子都来不及穿就得跑出来,出来一看,又没人了。结果回去,刚睡着,四周又开始放炮。

就这么放一夜,不吓死你也烦死你了,这些游击部队就算分成100组,也就只有3、500人,第二天晚上,换人再来骚扰,连续骚扰你一礼拜,精神在坚强的人也都招了。

就在所有人已经精神衰弱到不行的时候,“敌疲我打”,敌人看人的时候都有重影了,这玩意怎么打仗啊。

打不赢怎么办,鸣金收兵,撤退。然后咱们“敌退我追”,剿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这种打法在双方力量极为悬殊的情况下,百试不爽。由毛泽东开创的平原游击战,后来被发扬开来,咱们在朝鲜战场升级成了山地游击战,美国越南战争的时候,越南改进成了丛林游击战,大家看过《阿甘正传》应该有印象,整个越南战争打得美国都快亡国了,而游击战发展到了今天,被很多恐怖分子运用,改进成了城市游击战。

可见游击战的牛13程度。

但是,博古和李德这俩大宝贝儿一来,情况就变了。

他们认为,打仗就是要和对方死磕,你上大炮我来大炮,你来机枪我要上大炮都是不道德的,所以,二人领导的第五次反围剿就失败了。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江西省瑞金县叶坪村举行。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以及土地法令、劳动法等法律文件;选举产生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当选为主席

此时的毛泽东当选的是政府主席,你可以理解为和国务院总理差不多,但真正毛泽东能管的地方也就是个村,而军权已经全部被博古和李德这俩大宝贝拿走了。

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之前,“左”倾错误先后三次在党中央的领导机关取得了统治地位。 

第一次是1927年11月至1928年4月的“左”倾盲动错误,盲目要求“创造总暴动的局面”。 

第二次是1930年6月至9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盲目要求举行全国暴动和集中红军力量攻打武汉等中心城市。 

第三次是1931年1月至1935年1月以陈绍禹(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

这些“左”倾错误其实在咱们今天看来,属于很可爱的类型,之前咱们打城市吃亏过,所以才进农村,而现在又要去打城市,时机成熟不成熟不管,反正苏联是这么干的。所以,完全是不考虑时机情况的错误。

之所以在20世纪30年代前期、中期,党内屡次出现严重的“左”倾错误,原因有:

第一,八七会议以后党内一直存在着浓厚的“左”倾情绪始终没有得到认真的清理; 因为八七会议清算了陈独秀的右倾,就导致了党内的某些人认为不能右倾,于是就开始“左”倾。

第二,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内部事务的错误干预和瞎指挥; 这就不多说了,你看派过来的都什么大宝贝儿就能看出来。

第三,主要原因是不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全面地、正确地结合起来

更为严重的是,1931年11月召开的中央苏区党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赣南会议”)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被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

王明等人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对中国革命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危害。其最大的恶果,就是使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遭到失败,这次错误使红军和根据地损失了90%,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力量几乎损失了100%,其教训是极其惨痛而又深刻的

由于王明等人的错误,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最后没有办法,中国工农红军开始了伟大的长征,在长征的路上,开了一次重要的会议——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集中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组织问题。会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博古任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并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全权负责红军的军事行动。遵义会议开始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工农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

核心领导被换成了毛泽东,中国工农红军也就有了更明确的发展方向,1936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先后同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静宁将台堡会师。至此,三大主力红军的长征胜利结束。红军的长征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派消灭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图谋的彻底失败,宣告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肩负着民族希望胜利实现了北上抗日的战略转移,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

长征塑造了【长征精神】,现在有很多知名的不知名的都会重走长征路,这条路如果你没有走过,那么它只是纸面上的一个数字,而如果真正走过的,在现代化环境下,可能都有很多人走不下来,更何况当时的环境。

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

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革命风范的生动反映,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风格的集中展示,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长征一结束,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就开始了

在长征途中,还有一件威胁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也在发生着,就是日本侵华战争。虽然长征期间很艰苦,但毛泽东不仅仅只看到国共双方的矛盾,也看到了后面全面抗战的基本战略。

1935年12月,毛泽东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阐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系统地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上的问题

1936年12月,毛泽东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总结土地革命战争中党在军事问题上的大争论,系统地说明了有关中国战争战略方面的诸问题

1937年夏,毛泽东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讲授《实践论》、《矛盾论》,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总结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揭露和批判党内的主观主义尤其是教条主义错误,深入论证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科学的阐明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共中央所进行的理论工作,对党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思想路线进行了拨乱反正,从思想上、理论上武装了中国共产党人,使他们满怀信心地去迎接即将到来的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

艰苦的长征结束了,接下来的是更加艰苦的抗日战争,下一期,咱们给大家讲一下抗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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